这场血腥的政治运动表面被中共定性为镇压反革命动乱，从而打上合法性、正当性的标签，但起因是什么呢？
可以归结为三败：经济衰败、治安失败、政治腐败。这恰恰是中共不愿意向公众展现的丑陋之处,因为有了文革红卫兵的前车之鉴，加之东欧在1989年爆发了大规模的罢工、游行、政党更替事件，当权者已经杯弓蛇影、草木皆兵。
一九八九年春，中国经济形势可以说是进入80年代以后的一个历史低谷，人心惶惶。李鹏在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直接承认了物价暴涨导致民怨载道，甚至报告中提到各银行动已经启用存款准备金，因为资金已经到了死水位。严重的经济危机，导致严重的社会治安恶化。据当年公安部报告，仅1989年第一季度，全国的发案率就达56万起，比1985年全年的54万起发案率还多，而且主要集中在抢劫、盗窃、诈骗、盗墓等罪行。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官员腐化，官倒猖獗，各种思潮泛滥，信仰危机加剧。一定程度可以说，经济遭遇了政治制度的瓶颈制约，也可以说是当时汹涌澎湃的民主自由之风与僵化腐朽的政府意识形态脱节后的必然矛盾，
1988年6月中旬，全国三十多所高校做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干部汇集中国科技大学， 根据《当代大学生的思考与选择》的万人问卷调查，研究讨论大学生的思想状况，并报告给中共中央。报告提到：
1、政治信仰危机加剧，对共产主义社会的看法，有39.7%的学生认为纯粹是一种空想，永远不能实现，有25%的认为这个问题说不清。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大学生开始越来越重视个人利益，崇尚个人自我奋斗，把个人需要看得高于一切。
2、中共的威信下降。有54%的学生不想入党;有45%的学生认为党风越来越差;甚至85%的学生认为党风差的根源是上梁不正下梁歪。
3、对学潮评价有抵触。有56%的学生认为1986年底的全国学潮的根本起因是国家体制的弊端和不正之风引起的;有27%的学生公开表示1986年学潮学生根本没有错;有43%的学生表示如果今后出现类似1986年学潮，参不参加要视情况而定，而有57%的学生表示要积极参加。
（关于八六学潮：https://zh.wikipedia.org/zh-hans/%E5%85%AB%E5%85%AD%E5%AD%A6%E6%BD%AE）
4、改革开放的看法。不少学生都希望国家富强，认为我国的现代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 道路的只占 41.71%，认为管它什么主义，只要富起来就行的占 45.62%，有 8.77%的学生认为应该补资本主义的课并全盘西化。
但是从北京市委办公厅出版的《1989年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 》、时任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在1989年6月全人常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来看，始终回避这些政府问题、社会矛盾，把动因轻描淡写，嫁祸于一小撮人挑拨怂恿颠覆政权。
其中影响最深的也是第一次官方定调是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据李鹏说，“四·二六社论”的定性是按邓的原话写的），指出：
在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动中，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情况。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青年学生悼念胡耀邦同志的心情，打着民主的旗号破坏民主法制，其目的是要搞散人心，搞乱全国，破坏安定团结的局面。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社论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这则邓小平授意的社评掩盖了政府治理无能和思想僵化，给请愿的民众扣上了莫须有的反革命大罪，直接激发了青年一代的情绪，但这份社评也间接映射了中共高层权利争斗中民主派的完结，全国人大网上至今还挂着89年北京市市长陈希同代表政府炮轰赵紫阳的大字报，措辞极其傲慢无礼 http://www.npc.gov.cn/wxzl/gongbao/1989-06/30/content_1481155.htm
在事态急剧恶化的情况下，赵紫阳同志不仅没有做他应当做的工作，反而煽动新闻界，进行错误的舆论导向，把已经恶化的局面搞得更加难以收拾。5月6日，赵紫阳同志对当时中央主管宣传和思想工作的胡启立、芮杏文同志说，对学潮的报道“放开了一点，游行作了报道，新闻公开程度增加一点，风险不大”。甚至还说：“面对国内人心所向，面对国际进步潮流，我们只能因势利导”。在这里，他竟把反共反社会主义逆流称之为“国内人心所向”和“国际进步潮流”。
这场运动的失败者赵紫阳并不这么认为，他在软禁多年后的采访录音中反驳道：（后被整理成《国家囚徒》一书在港出版）
6月3日夜，我正同家人在院子里乘凉，听到街上有密集的枪声。一场举世震惊的悲剧终于未能避免地发生了。 “六四”悲剧三年后，我记下了这些材料，这场悲剧已经过去好多年了。这场风波的积极分子，除少数人逃出国外，大部分人被抓、被判、被反覆审问。情况现在应当是非常清楚了，应该说以下三个问题可以回答了：
第一，当时说学潮是一场有领导、有计划、有预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现在可以问一下，究竟是什么人在领导？如何计划，如何预谋的？有哪些材料能够说明这一点？还说党内有黑手，黑手是谁呀？
第二，说这场动乱的目的是要颠覆共和国，推翻共产党，这方面又有什么材料？我当时就说过，多数人是要我们改正错误，而不是要根本上推翻我们的制度。 这么多年过去了，审讯中得到什么材料？究竟是我说得对还是他们说得对？许多外出的民运分子都说，他们在“六四”前，还是希望党往好处改变。“六四”以后，党使他们完全绝望，使他们和党处在对立的方面。在学潮期间，学生提出过很多口号、要求，但就是没有提物价问题，而当时物价问题是社会上很大的热点，是很容易引起共鸣的。 学生们要和共产党作对，这么敏感的问题他们为什么不利用呢？提这样的问题不是更能动员群众吗？学生不提物价问题，可见学生们知道物价问题涉及改革，如果直接提出物价问题动员群众，实际上要反对、否定改革。可见不是这种情况。
第三，将“六四”定性为反革命暴乱，能不能站得住脚？学生一直是守秩序的，不少材料说明，在解放军遭到围攻时，许多地方反而是学生来保护解放军。大量市民阻拦解放军进城，究竟是为了什么？是要推翻共和国吗？当然，那么多人的行动，总有极少数人混在人群里面攻打解放军，但那是一种混乱情况。北京市不少流氓、流窜犯乘机闹事，那是完全可能的。难道能把这些行为说成是广大市民、学生的行为吗？这个问题到现在应当很清楚了。
赵紫阳秘书鲍彤还说学生提出反腐败和民主的时候，过去的老办法是学生的诉求由党处理，而赵紫阳提出与学生对话。如果按照八九年的契机，通过对话来解决问题，现在的中国就不是这个样子。鲍彤在美国之音节目里谈到习近平和赵紫阳的区别时说道：
赵紫阳时代的政治生态比现在活跃得多。赵紫阳在做代理总书记的时候就说，第一党不要管文艺，第二党不要管审判。这两件事情都是在中央开会的时候讨论的。当时湖南长沙有一个学生进入了军事警戒线，被打死了。司法机关开会，向赵紫阳报告，请示如何处理。赵紫阳说，我们党的会议不是讨论办案的，办案应该由法院依法审判，由检察院依法公诉，由公安依法逮捕。这些事情都依法，中央对你们就能满意了。你们一定要依法处理，司法要独立。
当时有个电影，叫《芙蓉镇》，是否能公演有争论。当时有位书记请紫阳看电影，看完以后请紫阳发表意见。紫阳说我们都是观众，大家是来看电影的，不是决定电影能不能公演的。文艺作品应该由作家和读者来做决定。赵紫阳的这些意见都是向各级党委传达的。因此在赵紫阳担任代理总书记和总书记期间，党是不管文艺、不审案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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